一九〇五年秋由日本东京翔鸾社重印出版的《訄书》，书名由邹容撰写
马勇
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近代也如此，但直到章炳麟（号太炎），方才出现构建思想体系、营造学术范式的雄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訄，读音qiú）。
《訄书》初刊本问世前后，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到1898年的“百日维新”，同年秋天又发生“戊戌政变”。经过这次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太后，并接受康有为的观点，以为光绪帝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他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1900年春，章炳麟整理出版了《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
《訄书》初版本由梁启超题写书名，共列目50篇，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其中《儒墨》《民数》《平等难》《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经世报》等发表，在辑入《訄书》时作了一些修改。不久后，又出了一个《訄书》增补本，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氏》和《学隐》两篇文章。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他保留了《客帝》等作品，表明当时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
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但更多时候其实是时代的反映，其转变会发生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1898年之后，章炳麟先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这个希望近乎破灭后，他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去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放弃“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这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
《訄书》修订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立宪派梁启超换成了革命党邹容。修订本有“前录”两篇——《客帝匡谬》与《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也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对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
如果将章炳麟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条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的贡献远在康、梁、严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学与西学运用到了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开启者。
《訄书》中的许多篇章如《原变》《族制》《公言》《王学》等，虽然讨论的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他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
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比如在《序种姓》《族制》《方言》等中，他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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